三
以上，笔者主要从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主体性在其创作实践过程中践行与否的维度，对这两段文学史中依次出现的三个不同风貌的“三十年”进行了管窥蠡测、肤浅偏狭的分析和梳理，并针对郜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两大诊断意见”进行了辩解。下面，笔者拟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各自具体的创作实绩出发,继续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体上不及现代文学”的学理依据上的疑惑向郜教授虚心地求教。
在黄桂元先生看来，“郜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超过现代文学的说法耿耿于怀，使人莫名其妙，因为并没有人作如是说，这完全是自己的一种虚构和想象。”[11]这句话仿佛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郜教授的这种——在没有任何人开口设问的前提下，无中生有地“一个人演双簧”，非得要在“当代中国文学”和“现代文学”二者之间较雌论雄、争长竞短，分出个强弱高下不可——的行为，委实无异于找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荒唐之极。但笔者却认为，在这貌似荒唐的漫画背后，其实未必就单单是郜教授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与“风车”大战。因为事实上，自从莫言成功问鼎诺奖这一文坛重磅信息传出迄今，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就一直在酝酿、发酵，现在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与郜教授持相同、相近观点的学者、批评家不仅是有，而且数量上也绝不会只是寥若晨星的个别几个。
本来嘛，以鲁迅们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所取得的创作实绩委实让人高山仰止，足以彪炳于文学史册，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能、也不想去否认，但是，中国汉语新文学的长河，却不能因他们的消逝隐耀而干涸断流。所谓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譬之文坛则才人代出而风骚各擅。薪传至今的中国汉语新文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理所当然地也会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建造属于他们时代的自己的丰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顺理成章之事。可惜，我们的评论界里总有那么一群类乎郜教授的专家学者们，总是热衷于缅怀逝者，醉心于贵“昔”贱今、厚远薄近，谈及现代文学，莫不悲情感慨，临风欷歔，而面对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的风流人物时却动辄指谪斥责，一味鄙夷矮化，即便是对一些他们委实连自己也觉得还不错的当代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也还是笔锋藏掖,舌卷入喉,不愿真诚地喝采。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强调，真正的批评应该持有的态度起码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具体就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而言，不应该只是简单粗暴得崇前抑后，捧甲棒乙，因为倘若一味地强调、片面地夸大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分裂和差异，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看不到二者内在的统一和联系。这种批评既做不到心平气和地对两者做出公允评价。更无从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给出自己救弊纠偏的建设性意见。最终只能沦为一种缺乏学理性支撑的向壁虚造和凌空高蹈。
事实上，诞生并且成熟于鲁迅们之手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就包孕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几乎全部基因，不过，诚如笔者前文所言，孕育了这些基因的种子却几乎被整整地雪藏了三十年，正是以莫言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把这颗种子又重新植入土壤，使之得以萌芽、发枝和散叶，让我们欣喜与宽慰的是，自新时期以来迄今，经过了与中国现代文学大体相当的另一个三十年，这粒种子已经渐次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挺拔大树。
这个几乎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全部基因的种子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规划和设计的，为促成中华民族达到整体现代化的梦想而开启的启蒙运动。退回到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二字既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性质的概念：“现代”作为时间的标志，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二者的联系性，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出现的一种形态的文学；“现代”作为性质的标志，则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断裂性——这一断裂主要表现在作为指导文学创作主题的意识形态上的由传统到现代的根本性转变。正所谓“文情染乎时变。晚清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之下，不但忧于‘亡国’，更担心于‘亡天下’，中华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中国文学亦随之踏入追寻现代性的探索，从而造成了‘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换’”。[12]
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结。不过，在鲁迅们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却经历了不少曲折：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技术（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它最终梦碎于中日甲午海战；以19世纪90年代康、梁等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又通过戊戌变法，提出了政体制度层面上的“现代”化，最终也不过只是一现之昙花，短暂的炫目之后也没能逃脱凋谢夭折的命运。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过后，面对着社会上依然到处充斥着的“闰土”们、“祥林嫂”们、“七斤”们、“孔乙己”们、“赵七爷”们、“假洋鬼子”们和“阿Q”们......的身影，以鲁迅们为代表的这第三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终于认识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关键，首先在于其国民的现代化，在于组成其国民整体的每一个个体国民的现代化！
为了实现这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以鲁迅们为代表的这第三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根本策略（这也是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精华所在），即是：先从根本上破除当时束缚老大帝国旧式国民身心几千年的、已经面临全面危机、迫切需要转型的封建专制旧文化这一根本思想桎梏，然后在这片旧文化被捣破的瓦砾和废墟上，全面建设新型的、洋溢着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之光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标志的民族现代文化。然后再通过这新文化的火光照亮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头脑，利用这新文化的“鸡汤”去滋养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最终由这群被新型文化照亮和哺育了的新型知识分子以点带面地影响和带动整体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提升，从而最终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伟大梦想！
如果说正是这国家、民族现代化的终极梦想才演绎出了轰轰烈烈的、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主要成就也可以说是“经由启蒙建设新文化从而促成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梦想”的这一矢志不渝的文化理念、文学策略的运用结果，因为正是基于这一点，以鲁迅们为代表的这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包括五四前后就开始走上新文学文坛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庐隐、冰心、叶圣陶、王鲁彦、彭家煌、蹇先艾......；30年代在革命和阶级话语暴力的压制下依然守护着“人性的文学”的梁实秋、朱光潜；主张呵护爱与美的“新月派”；提倡的“性灵文学”的林语堂，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书写文化乡土的“京派”作家群；对人的“情欲”的大胆挖掘的“海派”作家，在古老的湘西一隅孤独地建构自己“人性的小庙”的沈从文；作为民主主义作家的巴金、老舍、曹禺......；以及40年代文坛上出现的对人性疾痼的嘲讽，对乡村愚昧文化的深刻挖掘萧红、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人；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的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群；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解剖之笔在其文本《地主的儿女们》中真实地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令人战栗的心理嬗变过程的路翎和沦陷区内穿越雅俗的界限之中、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中发掘人性丑陋的张爱玲......等，才把写作的宗旨、主题和中心对准了作为文化基本因子的人和人性。他们才会围绕着启蒙、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三大主题，倡导的“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的人的悲歌、人的哀歌、人的壮歌、人的欢歌和人的颂歌，从而才会在他们的手中缔造起这中国白话新文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旨在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伟大梦想的文学启蒙运动自从被鲁迅们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设计规划以后，就与20世纪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但是，它的践行进程却并不顺畅，由于社会历史的多灾多难，启蒙的步伐先后被阶级、战争、革命、政治......等等因素所阻碍，在文学批评领域，从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 时代》开始，阶级和革命的话语就开始对启蒙进行挤压和遮蔽，而就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早在40年代之初的解放区文学的多种体裁里（如《小二黑结婚》（小说）《白毛女》（歌剧）《王贵和李香香》《漳河水》（诗歌）......），就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曾经被鲁迅们强烈批判过的“清官意识”和“大团圆结局”的反启蒙的“返祖”现象，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这一启蒙计划的推行更是逐渐被遗忘乃至最后被彻底地损毁和抛弃。直到新时期以来“伤痕”和“反思”过后的“寻根文学”大潮波峰涌起时才被中国当代作家们重新地发现、继承和发展，从“五四”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召唤到“十七年”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呼喊再到 80 年代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的重新兴起，这后三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自此才算返回到了由先辈们设计的以现代性启蒙为标识的文学叙事，并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快车道。
客观地讲，莫言较之于鲁迅、中国当代文学较之于现代文学，或许从整体而言还不能说是业已形成了双峰并峙、秋色平分的格局，但两者之间似乎也并不存在着什么清晰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事实上，以莫言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沿着由鲁迅们为代表的无数开路先锋开辟出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时，在继续鲁迅们未竟的事业、替他们修残补缺时，也在替他们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文学平台上，在总结和处理这后三十年的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世界文学这三者之间的继承和对接关系的同时，在随同时代的移形换位，60多年以前对鲁迅们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诸理论已经被今天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所置换的今天，以莫言们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在新的空间和高度上的这种开拓与创新成就，已经远非当年的现代作家们所敢梦想！
在当代优秀作家创作的文本之表现主题、表现技巧和表现语言诸方面，均可发现这种开拓与创新的身影。从表现主题而言，现代作家在其文本中刻意追求的那种反对封建专制戕害人性的、洋溢着民主、理性、知识、科学、人道主义、个性自由......光辉的启蒙主义理想在当代作家的文本创作中即有传承更有新变，很多一部分作家的文本中陆续地出现了对“文革”的幻灭感和对80年代社会转型的困惑感的质疑；对精神信仰与终极意义的否定，对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的非理性开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强势崛起的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性的反思与突破，个人化写作在文坛开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的胜景：比如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进行全面消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雄起，以及对既有男性社会和道德话语进行反动，主张通过书写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凸显生存困境中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性中心摒弃后的女性自我世界建构的女性主义写作的蓬勃发展......等。这些无疑都加深和拓宽了对人性进行多方面解读的主题内蕴。
从表现技巧而言，自80年代初开始，一度封闭于天聋地哑状态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了长期的踽踽独行之后，终于和世界艰难得接轨，又重新被置于国际文化、文学的多元背景之下,在与外来文化、文学沟通的过程中，西方文学以前所未见的势头如潮涌来，给新时期的当代作家们展示了全新的艺术天地和艺术视界。在文学急于求新求变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叙述观念和表现技巧等向纷繁多样能够藉以承载复杂纷纭的现代生活容量的转换势在必行。这样，以莫言、残雪、马原、余华、格非......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们的笔下就出现了元小说叙事、反讽、戏仿、拼贴、怪诞、蒙太奇、非逻辑、隐喻、象征等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那里借鉴的一些更加先进的叙述技巧和表现手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白话新文学的武库。
从表现语言而言；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用于文本创作的汉语白话尚处于拓荒时期，部分作家的作品中也确乎存在着“文白掺杂、粗糙欧化、语法别扭的夹生语言”现象。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用于新文学创作的白话语言在以莫言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手中凸现了强大的张力,他们大胆地在语义、语法的各个层面进行反规范的运作,拓展了语言表达的更多可能性，为新的实验文学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语言经验。当然，这种操作性极强的语言，也有着流于晦涩（比如在某些先锋小说文本里）和粗鄙化（尤其体现在某些号称“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的倾向，这也是值得当代作家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时至今日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时代特色，其创作相对于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语境而言无论是在题材、主题还是在语言、叙述技巧等一系列维度都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令人瞩目的新变。以高行健和莫言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新文学的接连获奖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世界认可的最好佐证，它昭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六翮日益丰满有力的中国当代文学足以与中国现代文学颉颃并举，从而成长为新的一代之雄！
结语：清初的诗论家叶燮在其《原诗》中曾提出过诗歌创作上的“才”“胆”“识”“力”论。笔者以为，以鲁迅们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而言，他们设计和规划的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梦想的启蒙主题，给予了当代作家在价值取舍和创作方向上的“才”和“识”，而他们所勇以践行的对创作主体性的坚守，则给予了当代作家维护自身创作自由的“胆”和“力”。总之，笔者相信，如果让九泉之下的鲁迅先生自己选择的话，他老人家似乎更愿意做中国当代文学的推手而非对手，是为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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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德发，魏建．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1900—2010) : 上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