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茹志娟与我
这似乎是一个荒谬的题目。无论瞿秋白与茹志娟，还是他们俩人与我，都不相识。但是这两个人却影响了我的人生。
时间退到1962年。我7岁，上小学一年级。如果有情趣一点，我该写那是一个和暖的春日，或者一个炎热的夏日、凉爽的秋日。但那时我坐在首都图书馆的少儿馆里。坐在那里便再没有了季节。四季都在书中。那天我读到茹志娟的小说《如愿》。我心里忽然有了感受。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感受。我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那只工资袋，那个红苹果，还有那个能动的玩具装在我心里。后来我长大了知道那是温暖。我奇怪文字能让人心动。我识字和看书几乎是同时间的。我外婆爱看侠义公案小说，我上小学一年纪字还认不全，就看《水浒》。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但这心动却是第一次。那生活离我们并不远。但作者是怎么把这生活写进人心里的？就是从那一天，我不在泛泛地读故事。而是注意作者怎样描写。并且开始学着写些什么。后来我长大些读了茹志娟的短篇小说集。她所有的小说，都是细腻、温暖的。缓缓地，带你走进她的故事。让你感动。那感动不是痛哭流涕，而是一两颗泪珠挂在腮边。茹志娟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我没付过学费，也不模仿她的笔法。但我现在也能写出温暖的东西。
时间退到1969年。我放学走在街上。如果有情趣一点，我应该说那是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但我没注意。14岁，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年纪。我专注于我的思想。我走着听到有人在喊。“看大叛徒瞿秋白的丑恶嘴脸。”一个人把几张纸递到我手里。那是瞿秋白《多余的话》我一路走一路看。那时正是文革中，万众一词，满嘴左派话语。我头一次看到，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这么坦诚，直白地说出来。我读出他心中的悲凉，却不能真的理解作者心思。但我开始用第一人称写作。开始拽词，有一段把文章写得很生涩。许多年后，再读《多余的话》，我流泪了。是瞿秋白误入歧途，还是历史的误会。他不属于政治。他太纯净，太简单。他若走文学之路，他会留给我们感动心灵的作品吧？我后来在我的小说《后知青人生》中写了一个和瞿秋白很相似的人。他叫于式微。我让他和小说的主人公杜仲相恋。但他们只有一面之交。他们的恋爱在书信中。后来他为保护地主女儿不受欺辱，被村支书打死了。陈卫东和杜仲的哥哥杜宇都说过这样的话，于式微容不下这个有污秽的社会，社会也容不下他。我让他死，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死比活容易。于式微死时只有18岁。他忧虑很多事情，心里存着很多理想。瞿秋白死时也只有36岁。他似乎有些绝望。其实他是满怀希望的。只是他无法再活一回。但他活过。他那么直白地讲出心里话。他没想到，他的文章在许多年后影响了我。我在学着他的笔法，生涩地写过一段后，终于可以流畅地表达了。我在流畅中表达我的真诚——如他。
我视这两个人为我的老师。都说文如其人。茹志娟老师该是温婉深沉的女性吧。而瞿秋白，我后来看了一些谈论他的文章。知道他的人正如他的文，单纯而诚恳。感谢首都图书馆，和那个在街上发传单的红卫兵。他们让我认识了两位中国人中的好人。他们不只影响我喜爱文学，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干净的人。我也在试着让别人从我这儿感受到温暖。当然还有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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